线装还是平装:由“新书旧装”引发的讨论

发布时间:2019-11-22 09:10:55

20世纪20年代,在新文学作品的出版中出现了“新书旧衣”的现象,即在装帧设计过程中,有新内容的书籍反而采用或借用了传统的线衣。这一现象在汤涛的《线装诗集》中已被注意到,并对这部新的线装诗集做了全面的介绍。此后,薛冰、王家驹策划的“新文学线条珍本系列”挑选了其中一些代表性作品进行影印出版,包括徐志摩的《志摩诗》(中华书局代1925年印刷)、俞平伯的《回忆》(朴学社1925年)、刘福的《杨边集》(北信书局1926年)等十部作品。蒋德明在《新文学线条珍本丛书》序言中提到:“五四运动后出版的几乎所有新文学书刊都是平装印刷本。只有在整理古籍或写古诗时,有些人仍然使用旧式线条。”正因为如此,这批新文学线装书此时出现尤为引人注目。《新书旧衣》反映了书籍内容的走向和装订形式的保守性。这也是前人关注的一对矛盾和冲突,但作者本人却被忽视了。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们是先锋,但在出版的书籍中——不仅包括新文学范畴,他们为什么采用传统的线装书形式,以及它产生的后果和影响,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我不喜欢“平装本”,而是喜欢“线装”

“线装书”是我国传统的装订方式。用这种方法制作的书籍代表并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和阅读习惯。这种观念和习惯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甚至消失,尤其是西方印刷和装订技术的引入。“新书旧衣”下的新文学运动偏爱“线装书”。

1925年12月,俞平伯的诗集《易》被公园学会出版。当时,在公园学会(Park Society)发布的一则广告中写道:“这本书是作者自己写的,有历史书、丝绸装订的复印件,还有孙福喜先生设计的封面。这是一种艺术出版物。不管内容如何,这种装订在新文学史上是罕见的。”显然,装订和排版已经成为“易”的主要特征。它展示了中西融合的设计理念。这本书是作者手写的石版画,使用了西方的印刷技术。纸是用中国历史纸做的,装订也是基于传统的线装书形式,有一点改进——用线结装订。

周作人对这个设计不满意,觉得它不是“中国的”。因此,我专门写了文章《记忆的捆绑》(Binding of Memories),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果现在还有人能雕刻的话,我还是希望我能使用木雕。平版印刷术总是有一点模糊不清,墨水总是很薄,就好像它被一个接一个地放在一张纸上,如果用手触摸就会掉下来。我不禁觉得“记忆”有一些缺点,尽管它比印刷术有趣得多”(《易》)我认为最好用中国的线装钉法,因为原来的丝线结多少有点像一个女学生的日记本——当然这只是我的偏见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周作人对木刻线装书的喜爱。

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刘福也有同样的偏好。在他出版的作品中,他广泛使用或借鉴了传统的线装形式。1926年4月,刘福的《王不留行集》在北信图书公司出版。该书附有广告页,介绍了他的四部作品,即《杨边集》、《太平天国十六种有趣的文献》、《何典》和《敦煌多所》。总标题是“这样的系列”。这个系列最大的特点是它使用了更传统的装订方法,如《羊边集》和《太平天国十六种有趣的文献》都采用线装本的形式。敦煌多所除了线装画之外,还想使用雕版木板。

“线装书”,尤其是木刻线装书,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和阅读习惯。甚至倡导新文化运动不读“线装书”的钱宣彤也在青年日记中表达了对木刻线装书的热爱。“如果你想仔细地雕刻一本书,你不能有木板,那么下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上面印上石印,”还有“装订必须用中文,外国纸和外国衣服不合适。”周作人、刘福等人也是如此。因此,受这一美学观念的影响,“新书旧衣”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受到这些喜欢“线装书”的新人的驱使。

“艺术”还是“复古”

如何评价“线装书”的装订方法?20世纪20年代,有一场关于中国出版艺术的讨论。创办它的孙福喜是俞平伯《易》的封面设计师。1926年9月15日,孙伏羲发表了一篇题为《出版的艺术》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到了线装的问题:“使用钢钉的人容易生锈,纸粘在底部。戴着钉子的人不能把它翻过来,而且表面被折叠成一条痕迹。……”“阳姬扁”和“赤汪华”中的纸钉捻制是一种具有新意义的古老中国方法。“纸捻钉是螺纹包装的一种改进形式。从审美和实用的角度来看,孙伏羲非常欣赏刘福《杨姬扁》中使用的纸扭钉。

然而,“线装书”的书籍装订方式在其他人眼里代表着“复古”,应该彻底摒弃。批评家们以半月刊《幻影大陆》为立场,对刘福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例如,1926年8月13日,裴华女士在她的文章《杨刘翰林赋的《回到过去》中写道:“我骂他回到过去,而不是他回到过去的基本思想。我买了他编的《鞭集》,感觉到了。看一本深紫色的书,上面有一个红色的绯金珊瑚纸标题标签,还有两张一英寸多长的白纸,里面是用蓝色墨水印刷的双页历史纸。Xi,如果你没看过作者刘半农博士的名字,也没读过里面的新诗,你一定会怀疑这本书的《纸笔》是否至少是明末清初江南才子或诗人莫克的遗骨。"“虽然约束是小事,但刘博士恢复古法的怀疑是根据“小即是大”的规律得到证实的。"

又如,1926年10月1日,潘汉年在他的文章《外国皇家科学院刘福的复辟》中提到:“刘博士主张印刷“古代服饰”的《太平天国文献与鞭子集》无疑是正确的。......此时,裴华指责刘博士“复古”。还不算太糟吗?此外,还指出刘福在装订和排版方面引发了“复古”浪潮然而,中国的事情总是很奇怪:只是因为它的古色古香的风格,它就像雨后春笋一样模仿它。有很多人,比如“驰汪华”和“浑如片”...甚至艺术家和作家也是美国研究所所长的秘书(我还不知道他们是否都是?)古藤先生的“迷宫”也很古老,历史悠久!"

另一个例子是《神奇大陆》第9期第1卷发表的四篇文章,也就是德科的刘半农可以停下来了!”潘汉年的《让我说几句话》、痞子男的《胜利博士——纪念我的医生》和山风大郎的《骂半侬劝北新》等。,发起了轮番攻击刘福。受到攻击的刘福应该受到这种影响。敦煌多所也是如此。钱宣彤在给胡适的信中曾打趣说,“班农博士的敦煌什么”(即敦煌多所)是古代雕刻木板的方法。好久没有消息了。木板有“进山不知道去哪里”的形象。

新旧冲突下的“线装书”

在书籍的生产过程中,装订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作者装订书籍的方法不仅要考虑技术、成本和个人喜好等因素,还要受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西方的“平装本”风格逐渐超越并取代了传统的“线装本”风格。因为线装书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习惯,就连新文化运动的老兵、在欧洲求学的刘福在他的作品出版时也采用了“线装书”的风格,引发了“新书旧衣”的浪潮。有很多书采用了传统的“线装”形式,其内容也越来越新。

这种装订风格引起了很大争议。孙伏羲从出版艺术的角度对刘福《杨姬扁》等书中使用的“行装”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一些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极端激进的人强烈批评这种出版行为,理由是“行装”代表“复古”。书籍的正常分发也受到影响。这也是刘福没有预料到的,也就是说,书籍的装订方式也会涉及现代化和保守主义的问题。显然,受当时舆论环境的影响,“平装”或“线装”的选择已经远远超出了审美或技术上的考虑,成为新老的另一个象征。

(作者: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宋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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